第七章 生儿育女

写完博士论文我就对詹姆斯说,“我们该生孩子了!”
“急什么?” 丈夫没有反对,却兴趣不大。我知道,除了看书、买书能使他兴奋之 外,其它的对他来说,似乎都可有可无。
有一次,为了试探他,我指着客厅里,书房里和卧室里的一排排摆满书的书架说:
“哪一天你的书实在没有地方摆了,我可以离开这个家,给你腾出一些地方。”
詹姆斯一听却当真了,上来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一边儿摘下眼镜,凑近使劲吻了一下我的面颊,“书也要,妻子也要!”
我的心里一阵感动,丈夫不常说这样动人的话。既然我对他不是可有可无的,讲话的口气自然就更硬了:“生孩子的事不能再拖了。我都过了三十岁了。 再说,没有孩子,算什么夫妻?”
大胡子耸了耸肩膀,似乎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但还是表示,“我尽量配合!”
于是,我向一家医院的妇科打电话咨询,口气十分轻松:
“请问,我如果在明年暑假中生一个孩子,现在该采取什么措施?”
写完了厚厚一本学术论文,如今要生个孩子,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嘛。
不料,电话机里传来咯咯的笑声,“小姐,你以为生孩子也跟订货那么方便,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吗?”
果然,半年多后,我失望地发现,写论文不那么难,怀孩子也不那么容易。
“不用担心,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圣玛丽医院的产科大夫桑迪听完我的倾诉后,笑着说:“你们夫妻现在分居两地,一个在蒙特利尔读书,一个在渥太华工作,要怀孕谈何容易啊?”
说着,若有所示地眨了眨眼。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羡慕地望着这位跟我年龄相仿,却已有两个孩子的大夫。看她那高盘在头顶的发髻,那丰满的胸脯,那褐色的眼睛神采奕奕……处处充溢着母亲的幸福与自豪。
于是,我越来越频繁地奔波在蒙特利尔和渥太华之间。詹姆斯自然高兴。他平时一个人在渥太华,总是用冷冷的三明治打发三餐,而妻子一来,就能吃上香喷喷的中国菜。
我见丈夫吃得眉开眼笑,趁机提出了那个难题:
“快一年过去了,你能不能去作个检查?”
“检查什么?”詹姆斯眨了眨眼,明知故问。
“是大夫的建议。她说,男女双方最好都能检查检查,早发现问题,早治疗,早生孩子。”
“急什么?”詹姆斯又是那句话。
不过一个星期后,丈夫真的来到蒙特利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要检验的精液装在医院的小瓶子里。我提醒他,要保温,要在半小时以内送到医院。只见詹姆斯把小瓶子夹在胳肢窝下,拉起羽绒大衣的帽子,便冒着风雪匆匆出门赶车去了。这令我心里一阵感动。
两周后,大夫桑迪把检验结果告诉我时,逗趣地朝我挤了挤眼,“你先生的精子好象比较懒,游动不快。”我吃惊地张了张嘴,虽然早已了解丈夫待事不紧不慢的态度,却没想到这种惰性已经“病入膏肓”。还好,并非无可救药。
为了对我也进行有规律的观察,大夫桑迪给了我几张测试排卵情况的图表,让我每天早晨起床之前记录体温。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对待过如此简单的图表。一天又一天,一笔又一笔地按照每天早晨的体温,将那张曲线图描绘出来。当那个曲线图在某天早上出现了排卵期的体温高峰点时,我也会象在沙漠中望见绿洲那样,心中生起一线希望。以后整整两个星期便沉浸在无边无际的遐想中。有时,连詹姆斯都会被我的情绪感染,似信非信地听我讲“有了孩子”以后的美丽故事。
可是,美丽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月经来潮冲得无影无踪。
我踏入圣玛丽医院的脚步越来越沉,心里的疙瘩越结越紧。桑迪大夫面带微笑的脸上也会时时闪过一丝疑问,一分焦虑。我相信她在搜肠刮肚地为我寻找灵丹妙药,所以不遗余力地配合。
在作对子宫的超声波检查时,病人必须喝下大量的水,使膀胱涨大透明,才能保证检验的准确性。结果,我喝下的水比医嘱的多两杯,到检验前一刻时,差一点儿成了被尿憋死的活人。
又有一次,桑迪大夫在一个设备现代的检验室里,亲自为我做一项复杂的检查。室内的大夫、助手个个从上到下白衣、白帽、白手套,唯有我躺在一架庞大精密仪器之下,象是美国电影“E.T.外星人”中的那个满带危险细菌的怪物。
桑迪大夫为我向输卵管注入一剂冰冷的显影剂后,庞大仪器的钢铁臂膀便开始在我的肚子上方移动拍照,与此同时,旁边的一架电视屏幕上则出现我体内的显影流动情况。
从仪器操纵室里不断传出“向左转身”、“向右转身”的英文提示,而我却被耀眼的白色天花板和嗡嗡的仪器声搅得晕头转向,
似乎连最基本的外国话都听不懂了。
“请向左,向左!不是向右!请配合行动!”
我却感到头脑麻木四肢冰凉。突然听到一直观察电视屏幕的医生,技师们异口同声,轻轻惊呼了一声“OWAH!”更感觉似从悬崖失足,一落千长。
检验结束后,桑迪大夫手持一张黑乎乎的X光片走到我面前。从她紧锁的眉头,我猜到问题不轻。不等她开口解释,便感到一阵恶心,“哇”地一声呕吐了起来。
那天,我昏昏沉沉地走回家,穿过路旁一根又一根光秃秃的树杆和电线杆。残阳映在茫茫积雪上,刺得眼前一片漆黑。“只有给子宫开刀,才有可能怀孕。”
那是桑迪大夫和主治大夫的定论。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怎么告诉詹姆斯?
丈夫见我愁眉苦脸,便乐呵呵地安慰我说:“实在不能生孩子,我们两个人过,也很幸福嘛。”接着,把我的手在他的厚厚的手掌中搓来搓去。
“专心准备你的论文答辩吧。”他用那双深凹、快活的大眼睛望着我,“再过几个月,你就能拿到加拿大护照,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国看你母亲了。”
我感激地望着大胡子。他哪里知道,我这样急切地盼望怀孕,也是为了让病重的母亲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孩子呀!

魁北克初春的朝阳透过窗帘,暖哄哄地照着桌上摆的母亲遗像。
夜里又梦见了母亲,泪水打湿了被角。
“妈妈!”我望着那张亲切的脸,默默地喊了一声。
“孩子!”母亲对我慈祥的一笑,笑里还带着喘息。
楼下客厅里传来老老少少的嘻笑声。公公婆婆正在给小孙子送生日礼物。转眼间,小儿子异异五岁了,而母亲也已经去世五载了。他们俩没有见上面,一去一来,仅差了一个星期!
有时,望着对我异常亲热的小儿子,望着他那笑得弯弯的眼角,我恍惚感觉母亲又回来了!回想多年前在圣玛丽医院作过的种种叫人垂头丧气的生育能力检查,看看眼前从沙发跳到地毯,又从地毯跳上沙发的两个儿子,真感觉他们的到来是一场神秘的、瑰丽的梦。而这场梦正是从我飞到离别整整七年的母亲身边儿那一刻开始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终于获得了加拿大护照,正好,詹姆斯也被加拿大世界大学服务组织派到中国北京,为加中人才开发中心工作两年。我们俩迫不及待地乘上了去中国的飞机。
机窗下出现了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和弯弯曲曲、波光闪闪的江河湖泊。
“你又回家了!”詹姆斯高兴地说。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两行泪珠已挂在了面颊上。
“这是我的博士文凭!”一回到父母的家中,我便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取出用四年心血为父母亲准备的这份礼物。父亲戴上老花眼镜,将那上面的一行行外国字仔细地琢磨了许久,突然开口大笑起来,老皮松弛的喉头笑得一颤一颤的。
妈妈也在沙发上开心地笑着,笑一笑,喘一喘,又用手帕去擦眼泪。
爸爸带詹姆斯去院子里看他修的养鱼池和他种植的桂花树、芭蕉树、玫瑰园和葡萄园,还有几盆珍贵的君子兰和一盆铁树。只听老父亲高兴地在院子里大声说:“铁树百年开一次,这次想必是为欢迎你们开花啦!”
妈妈坐在屋子里,静静地望着我一口一口地喝下她让妹妹为我熬好的乌鸡红豆汤。
“喝吧,孩子,给你洗尘,给你补身子。”香甜的浓汁慢慢流入我的口中,缓缓浇出母亲脸上的微笑。
分别七年的母亲居然没有老许多。一口牙齿还是那样雪白,嘴角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只是她面颊上的两块病态的红晕越来越大,并且有些发紫了。后来我发现,在客厅门口,厨房门口和院子的走道上都摆着一张张木登子。妈妈在家里走动时,会随时在那上面坐下来喘气。可怜的母亲!我忧伤地想,她被病魔纠缠了大半辈子,或许不能再走多远了。
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陪伴母亲过夜。
父母亲退休后居住在江西宜春市。据说清朝时代,慈禧太后下江南,见此地山清水秀,风景绝佳,故为该地取名宜春。后人为此在美丽的秀江河畔修筑望春台一座。
白天下火车后,我和詹姆斯在去父母家的路上,都对蜿蜒曲折的秀江风景赞叹不已。
只见几百米宽的秀江,流过农贸市场旁的浮桥,又穿过政府大楼旁钢骨水泥桥,弯弯曲曲地流向远处的一片青山中。一只只木船从江面上扬帆而过,一筐筐蹦跳的肥鱼被拖上岸来。
白天,秀江载着集市的喧闹,车马的嘈杂和机船的马达声;夜晚,载着月光、星斗和江两岸酣睡的静谧。
母女俩静静地坐在床头。
银白的月光水一般洒了一床、一地。我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月亮竟是那么圆,那么大!这一回,不用低头思故乡了。这一回是真正回到母亲身边了!
“孩子,这次回家要多住几天吧?”
我点点头,一阵夜风送来了玫瑰花香和葡萄果香。窗外的芭蕉叶沙沙作响,窗口边儿的鱼池里传出鱼儿跳水的“扑通扑通”声。
“那里边还有好几只小乌龟呢!”妈妈笑着告诉我。
这使我想起白天在附近花岗岩庙宇的水池里见到了几只乌龟,还有观音菩萨。不知为什么,那张脸看上去似乎比在加拿大教堂里看到的圣母玛丽亚的面孔更有母性。我望着那张脸,竟象孩子般笑起来,但还是不相信观音能帮我实现那个美愿。
母亲迟迟没有问我怀孕的事,我却忍不住揭开了这个话题。
“不要着急,会怀上的!”妈妈的话音很轻,但字字不容怀疑。
我望着母亲的眼睛,相信了她的话。从小到大,每次遇到生活的坎坷,妈妈总是这样说:“孩子,会好的!”“会成功的!”,而我每次都相信了她。
我不知何时睡着了。后来,又被明亮的月光照醒了。
“林子,你怎么醒来了?”
“妈,你怎么还不睡下来?”
“我这就是睡觉。”母亲轻轻地说:“平躺在床上喘不过气,每天晚上,有大半个夜晚是这样坐过来的,习惯了。”
原来,过去七年里,病重的母亲就是这样坐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独自思念万里之外的亲生女儿啊!
“唉,一转眼你都三十几岁了!”母亲笑了笑,“记得生下你时,你不会哭,护士把你的两只小腿拎起来,拍了两下,你这才哇的哭出来!”母亲呵呵乐起来,又作手势,又啧嘴,突然,眉头一皱,
“林子,你怎么哭了?”
我和詹姆斯在宜春住了十天后便离开我父母,双双去北京工作。二十多天后,我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扳着手指算一算,就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日子里怀上的。

桑迪大夫回信了。“祝贺你怀孕!不过,”她写到,“你面临的真正危险是流产或早产。应该回加拿大来生孩子,要么去香港或澳大利亚。”
还寄来了圣玛丽医院给我拍的那张X光片,黑乎乎一大张,又在心里罩上一层阴影。
不过,每个月去首都医院作妊娠期检查,总是最令人兴奋的事。
“叫一辆出租汽车去吧!”詹姆斯出门上班前,总不忘叮嘱我一句。
干嘛要花那个钱?我喜欢上街乘公共汽车,去逛马路。在加拿大,梦中萦怀的不就是故土闹市和家乡的小吃吗?
你看,路旁树荫下的退休老者,多么悠哉!二郎腿翘在长登上,话匣子藏在胡须里。抹一下胡须,出一个话碴,张三、李四、香港、美国。任凭他们的小鸟从笼里伸出尖嘴,叽叽喳喳不知是对话还是对歌。
对歌也压不过那自行车铃声。叮零零零……排山倒海一般。骑车老手都是城里人,一个个飞速穿过,神气活现。乡下农民骑三轮板车,拉蔬菜水果,红红绿绿,小山一座。神情却严肃,穿着也时髦。咖啡色西装,还加领带。
菜市上更是喜剧一台。演戏的是卖菜的和买菜的。“师傅”、“同志”、“大姐”、“大妈”还有“大爷”。说得投机,连卖带送,称砣子压不住。说得不投机,不卖也不买,还要骂老娘。
我捧着肚子直乐,又去尝小吃。嚼一块煎饼油条,喝一碗馄饨汤。喝汤出声这里不忌讳,稀里哗啦好痛快!抹抹嘴巴,摸摸肚子,高高兴兴去乘公共汽车。
不是华侨来中国少见多怪,而是一回故土就怀孕,惊喜之余,仍有疑惑。寻思寻思,莫不是在这千千万万黄色面孔的同胞中间,有一股神秘的灵气?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深深滲入我的身体,溶入我的血液,魔术般催出一个小生命来?
首都医院妇产科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台病床。晨风从窗口吹入了北京的流行色和车水马龙的喧闹。
“荣大夫,这是加拿大寄来的。”我不安地递上那张黑乎乎的X光片,“您看看,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容医生和蔼、安详。胖乎乎的脸,热乎乎的手,按着我的肚皮,掂着我的心。她那边儿弯腰细查,将一头灰发撒下来,我这边屏住呼吸,把种种疑团搁一旁。
“没什么,你放心!”荣大夫为我把毛衣拉下来。
“没什么?是真的?”我望一眼那张面孔,有一脸皱纹,几十年经验。
走进超声波检验室,忍不住又掏出加拿大拍的X光片。
“没什么,你放心。”超声波医师检查完也是那句话,“恭喜你,是个儿子!”
又惊又喜又怀疑,究竟哪边儿弄错了?我捧着肚子呆呆地想。是圣玛丽医院的精密仪器,还是首都医院的普通荧光屏?是桑迪大夫?还是荣大夫?或许,或许哪一边儿都没错!只是飞了十万八千里,从西半球到了东半球,日夜颠倒,风水转向,一个华人女子回到华夏大地,一切都顺了,顺其自然了!哈哈哈,不是吗?
把这些讲给詹姆斯听,他却没有笑。其实,我看他到北京后,天天上班讲中国话,回家吃中国饭,周末又骑车去逛中文书店,成天美得手舞足蹈,忙得不亦乐乎。直到我临产那天半夜,还没有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字。匆匆抱上两本大字典,叫一辆出租车,陪我赶到了首都医院。
我肚子沉,心里更沉。第一次生孩子,天哪!等待我的是什么?
“你睡吧!”詹姆斯指了指住院病房里的那张舒适的弹簧床,他被我半夜叫醒,仍然睡眼惺忪。
“你睡吧,我肚子大,还是坐沙发。书上说,坐着还能加快宫缩。”
“那好,晚安!”丈夫也不客气,一头倒在床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早上,护士小姐来病房接孕妇,却见床上躺着一位大胡子男人,脸上的惊愕分明在打抱不平:外国丈夫如此霸道!
詹姆斯连忙翻身下床,笑着解释说:“是我妻子自己愿意坐沙发的。”
到了产科病房,宫缩却完全停了下来。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叫人更加焦躁不安。
詹姆斯却稳坐钓鱼台,不急不忙,从背包里取出英文和法语字典,“保尔,里查德,约翰,菲雷德……”他念着字典后面的人名表,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又自己笑起来。
腹部突然一阵剧痛,我站立的双腿抖了起来。
宫缩恢复了,来势极凶猛,阵痛象一排排巨浪,打得我浑身抽搐,呼吸急促。我闭紧双眼,拼命挣扎。象坠入了漆黑的怒海,用力抓住詹姆斯的大手,才不被狂澜吞噬。
宫缩一过,丈夫便递过水壶,让我喝水,休息,积蓄体力,迎接下一次宫缩的挑战。
护士一趟又一趟进来检查子宫颈的张度。她们说:“必须达到十指的宽度,才能进产房生孩子。”可是,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几十次宫缩熬过去了,从护士口中说出的总是:三指!四指!天,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十指啊!
我二十个小时不曾合眼,精疲力尽,竟能在两次宫缩的几分钟间隙里沉沉地睡去。
詹姆斯突然高兴地说,儿子的外文名字选好了,叫乔纳森林(JONATHAN)。 既好听, 又不俗, 英语、法语都好叫,适合加拿大的双语制环境。他见我点了头,满意地把字典塞进了背包,好象名字有了,孩子也有了。可是孩子的影子在哪儿哟?天!我的身体又剧烈地抽搐起来……
到深夜十二点,宫缩的间隔达到了每两分钟一次。肚皮硬得象石头一般,身体急促地痉挛着。
“行了,行了!有十指了!”给孕妇检查的护士突然叫了起来,“可以进产房了!”
黑茫茫的大海上划过了一颗流星,我兴奋地向在床边儿的丈夫望去。咦,他却不见了。
”吉米!吉米!*”我焦急地呼唤着。
丈夫不在,我突然感到莫大的空虚……
当年“违法”结婚,是他做我的后盾,一起提笔给中国大使馆写信。博士论文答辩,又是他从旁听席投来的目光,镇定了我颤抖的声音。现在我要进产房了,要过人生一大关了!吉米,你在哪里呀?
一辆病床车已推进来,我那消过毒的身体被抬上了病床,又被急速推向产房。昏暗的天花板从眼前滑过,那么快!那么快!平时的书呆子丈夫,此刻的患难伴侣。吉米,你在哪里呀!
“小林,我在这儿!”
他来了,终于来了!气喘吁吁,一把握住了我的手,随病床车飞快走动。“没想到这么快,我去给你的水壶加水了!”
我深深舒了一口气,望着产房里耀眼的手术灯,心里说:“孩子,出来吧!爸爸,妈妈等你哪!”
急促的宫缩象怒海狂涛,无情地打来,将我抛上浪尖,又甩进浪谷。
詹姆斯在我身旁,用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接生大夫在喊:“使劲!快使劲啊!”
我憋足一口气,象野兽一般大吼起来,身体激烈地抽搐,从浪谷一下子冲到浪尖,突然觉得身下 “哗”的一声,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冲了出来。
“哇……”一声婴儿的哭叫,顿时,阵痛消失了,云开日出了。
“生下来了!”詹姆斯激动地说,“男孩子!真是男孩子!”
只听“喀嚓”一声,丈夫已经用照相机拍下了儿子出世后的第一张照片。而我,只顾用目光去追寻那个红通通的小身体。
护士将剪下了脐带的婴儿抱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看看吧,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喃喃地,陌生地重复这几个字。
护士给他洗澡,又给他量身长,量体重。
“四十九公分。”
“四十九公分。”我兴奋地重复着。
“三千五百五十克!”
“三千五百五十克!”
这哪里是两个数字啊?这是对一位母亲用血和肉创造生命的肯定。这是她用三百个日夜编织的一个美梦的实现。
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生活是多美好!
儿子被用包袱紧紧裹住,放在了对面的一张小床上。
儿子不哭了,正用力睁开双眼,慢慢地,生疏地观望着这个明亮世间的一切。
忽然,他的两只眼睛盯住了我!啊,母子俩隔床相望,几百个日夜同呼吸,共命运,这下总算真正相互认识了!
儿子宁静地瞧着我,时不时蹬蹬腿,小包袱便在床上摇几摇。
看得妈妈好不欢喜,突然脱口喊出:“宁宁!我的小宁宁!”

过去喜欢用背包背着书出出进进的丈夫,现在下了班就用背带背上几个月的儿子去花园散步。而我最快乐的时刻,是每天早上抱着儿子,从三楼平台看大街。其实,平台面对一个小胡同儿:普通的柏油路,相貌平平的行人,却叫我看得出神。是因为这蓝蓝的天,徐徐的晨风和金灿灿的朝阳吗?是小学生清脆的呼喊?是大妈菜蓝里的鲜瓜果?是姑娘摩登的发型?是大爷手里拄的紫木拐杖?还是因为自己手里捧着个胖儿子?说不清,说不清。手里沉甸甸,心里轻悠悠的,象是要飘起来,飘到很远很远。啊,抬头眺远山,朦胧一幅画;低头唤儿子,大眼亮晶晶。
那是一年后的正月初三晚上,北京飘着大雪。
我打长途电话去江西宜春,询问感冒住院的母亲身体如何,不料妹妹声音颤抖地说:“姐姐,请你让姐夫听电话。”
我顿时明白了,心里开始哭泣。
母亲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因心脏病发作在医院去世的。
爸爸在电话中告诉我:“那一天早上,你妈妈让妹妹帮她洗了头,安静地吃了早饭,躺在床上休息,没想到突然心肌梗塞,医院来不及抢救。她去世时,没有什么痛苦,神情很安详。唉,上天保佑她奇迹般活到了今天。终于把你盼回了国,又亲眼看到了你生下的儿子,看到了弟弟、妹妹的孩子。她没有什么可盼了,也就心满意足地走了。”
那时我怀的第二个孩子已经接近预产期,只有眼巴巴地让詹姆斯一人去宜春参加妈妈的葬礼。
深夜,我写完给母亲的悼词,丈夫已经整装待发。他象当年代表我从加拿大回中国探望我父母那样,又在灯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中文悼词。我听到伤心处,流两行泪,回头去摇儿子的小床。
夜深人静,丈夫乘火车南下,要三十个小时,宜春车站风雨交加潮湿阴冷。那一年妈妈在车站迎他。这一年,在灵堂……亲爱的母亲,您终于走了!真的走了?……北风呼啸窗外好黑呀!詹姆斯不在家,把宁宁从儿子的房间抱过来吧,睡在我身边。唉,儿子一生下来就一个人睡,詹姆斯坚持的,培养独立性,西方人那一套!小身体热乎乎的,还是那个习惯:右手揪着头顶的黄毛,左手拇指吮在嘴里……睡得那么香!脸蛋儿红彤彤的,鼻孔一扇一扇,在灯下看得发呆,久久地……突然喉头一紧,恍然明白了为什么母亲过去多少次兴奋地望着我睡醒过来。把儿子圆滚滚的小脚紧紧贴在嘴边儿,堵住心里的哽咽。肉乎乎的小脚散发着生命的热量,捧在手里,烫在心里。朝上面轻轻地印上一吻:永别了!妈,我最亲的亲人!感谢您给了我如此美好的生命,给了我生活的信心……肚子里的胎儿突然蹬了我一脚,匆匆用手隔着肚皮抚慰又一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会好的!”“会成功的!”那是妈妈常说的话,是她给我留下的……
在北京度过两年后,我发现,詹姆斯带孩子去散步时,常常溜到宾馆的食品店,买几块奶酪蛋糕来解馋。那是他开始思乡了!
我看詹姆斯把两个儿子放在宾馆的草坪上晒太阳,禁不住想到加拿大夏季处处可见的平整、柔软的绿草坪。我见他把白白胖胖的小儿子异异放在一堆砖头上照相,又想到了魁北克的古城墙。待到去北京郊外看枫叶时,我对加拿大的思念之情便没头没脑,不可抑制地燃烧起来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丈夫完成了工作任务。我和詹姆斯与家人分手后,一人抱着一个儿子,恋恋不舍地乘飞机,离开了北京。
飞机起飞后,我向窗口外绵延万里的长城,向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最后望了一眼:再见了,祖国!我默默感谢这片曾经生我养我的古老大地给了我两个如此可爱的小生命。
飞过太平洋蔚蓝色的波涛,穿过落基山脉的皑皑雪川,越过西部大平原的金黄色麦海,银色的机翼终于溶入圣劳伦斯河流域的丘陵绿浪中。
我开始用目光在机窗口迫不及待地搜寻起来,寻找我那第二个故乡的大门……
啊,看到了,又看到了!那一片片枫树林,在一朵朵浮云下,时隐时现,朦朦胧胧,几十里,几百里,盖过平原,盖过群山,野火一般烧到天边儿。多么熟悉的枫林图啊!我已经看过了七个春秋,又是枫叶最红的季节。从一万米的高空,我窥见了林中曲折的小路,听见了风吹叶响的飒飒声,看见了树枝上和地面上一片片沁着露珠的美丽秋叶:三角的、五角的、菱形的、椭圆的。斑斑点点,色彩绚丽:大红、金黄、浅褐、紫红、描绘涂写加拿大人的生活,我的足迹,孩子们的未来……
飞机在盘旋下降,枫叶图扩展成枫叶之国。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真实。
我望望詹姆斯,眼睛湿起来:“孩子们,我们到家了!”

 

 

 

 

 

*“吉米”是詹姆斯的昵称。